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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從消息人士處獲悉,新《種子法》征求意見稿已下發。這也意味著,爭議已久的我國品種審定制度或將在立法層面進行修改。

      從表面上看,立法將推進品種審定制度改革的進程。然而,部分專家卻認為,這可能成為制度進一步改革的桎梏。

      作為種業走向市場的關鍵性門檻,品種審定究竟該發揮什么作用,承擔什么樣的角色?未來的路又該如何走?除了采訪種業相關領域的專家之外,本報還通過問卷調查、實地采訪等方式接觸了近百位業內人士,試圖厘清其中的問題與爭議。

      品種審定制度的中國角色

      1954年,全國種子工作會議提出,各級種子管理機構,可根據工作的需要,邀請有關部門的代表,組成品種審定委員會。

      在國家玉米產業體系首席科學家、中國農科院作物科學研究所研究員張世煌看來,當時從國外引進的品種審定概念只是育種研究的一個后期環節,目的是檢驗品種適應的推廣區域。

      1978年,國務院轉批農林部《關于加強種子工作的報告》,指出要建立全國和各省農作物品種審定委員會,未經審定的品種不得隨意推廣。

      這一規定讓品種審定成為一道門檻,有業內人士形象地將其比喻為品種的“高考”。

      品種從育種向農民推廣,實際上經過了幾層淘汰,品種審定起到了把關作用。“從行政職能上,品種審定的作用是對品種進行登記,及時更新新老品種,同時為品種的全國區域性布局提供依據。”中國科學院遺傳發育所農業資源中心研究員張正斌表示。

      很長一段時間內,品種審定制度為保障農業增產和安全起到了積極作用。但是,隨著種業的發展,品種審定制度的弊端也日益凸顯。

      特別是在育繁推一體化和市場化的今天,有關品種審定改革與否的討論愈發熱烈,制度正面對各方的質疑。

      “從上世紀90年代以后,品種審定制度迅速演變成越來越強硬的行政審批制度,現在已經成為品種和市場之間的一堵高墻。”張世煌說,“這種變革是五六十年代科學理念的倒退,其特征是壓抑了育種科技人員創新的積極性。”

      品種審定到底應該扮演什么樣的角色?9月22日,記者致電農業部種子管理局,但有關領導以事務繁忙為由拒絕了記者對這一問題的問詢。

      《中國科學報》查閱資料發現,不少業內人士在種業領域的期刊上發文呼吁改革;在網絡上,以“中國玉米博客”為代表的聲音對該制度的利與弊進行了激烈的討論;而媒體對此的質疑聲也持續升溫。

      去年11月,一份意在推動品種審定制度改革的報告由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教授仇煥廣、 研究員張世煌和南京農業大學教授徐志剛共同提交給了中央有關部門。在這份報告中,他們力陳目前品種審定制度的弊端,并表示改革“勢在必行”。

      事實上,隨著種業的發展,這項成形于上世紀80年代的制度也在不斷得到修改,尤其自去年以來,對制度的修改出現了一系列的“大動作”。

      近日,全國人大法案室副主任張福貴在媒體上透露,新《種子法》中,主要農作物審定種類由28個減少到5個,同時將建立非主要農作物品種和非主要林木品種登記制度。2014年2月開始實施的新修訂《主要農作物品種審定辦法》實行品種審定“綠色通道”內容也將在新種子法中體現。

      但在以張世煌為代表的“變革派”看來,從推動品種審定制度改革的實際效果來考量,這些系列措施并未有實質性的改進。

      在看過新《種子法》征求意見稿后,張世煌的態度甚至出現了大扭轉,由“綠色通道”的積極倡導者,轉變為懷疑甚至反對者。

      “按照新的《種子法》征求意見稿,雖然符合條件的種子企業對自主研發的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品種,可依照審定辦法自行完成試驗,但是,不管是不是走‘綠色通道’,最終還是要經過政府部門的品種審定。”張世煌說。

      按照他的設想,面向市場經濟的品種管理應開設“綠色通道”與審定制度雙軌并行,并最終走向品種登記制度,讓市場來決定一個品種的命運。“現在這條門縫已經從法律上被關掉了。”

      標準看似“高大全”,卻脫離了實際需求

      品種審定制度的問題究竟在哪兒?對此,《中國科學報》聯系了近百位水稻、玉米、小麥等主要糧食作物的相關育種專家,并向他們發放了問卷。

      對于這一敏感性話題,依舊有30多位育種專家接受了采訪。

      專家反映,不少具有推廣價值的好品種沒能通過品種審定,而通過審定的品種中又存在與主推品種同質化現象,這些品種在推廣時,并不受到市場的歡迎。

      某些指標和要求的設置不合理, 是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之一。品種審定制度意在選育具有示范效益的優良品種,但“高大全”的審定標準卻把諸多具有推廣價值的優良品種拒之門外。

      “有些標準不宜卡得太死,比如增產性,在其他性狀表現都良好的前提下,增產10%或8%,其實并沒有太大區別。”一位地方農科院的大豆育種專家表示。

      “有些標準并沒有實際意義,”小麥育種專家王宇告訴記者,“比如抗病性,有的品種就不在赤霉病主發區種植,你檢查這個指標干什么呢?”

      中國工程院院士程順和也表示,個別省份的審定標準看起來很簡單,其實并不科學。“有的省份規定小麥的五種病害都必須達到中抗,一種性狀達不到中抗就不能審定,一票否決,而且對產量增產和產品品質都有指標要求,實際上育種專家是幾乎做不到的。為什么?假如一百株里有一株綜合豐產性好且中抗赤霉病,同樣,一百株里有一株綜合豐產性好且中抗紋枯病,兩者同時出現在一株的事件就是萬分之一的概率,更何況五種病害都要達到中抗級別!”

      橘生于南則為橘,生于北則為枳。中國農業環境本身具有復雜性,不同區域開展的區域試驗被限以同一要求,這在很多專家看來也頗不科學。

      華中農業大學教授張獻龍表示,各省區域試驗的差別較大,一套標準不符合實際情況。

      “河南是我國第一大小麥主產區,其北部和南部也分屬黃淮北片和黃淮南片兩大不同生態麥區,黃淮旱地還應該分旱薄地和旱肥地,中國的生態環境太復雜了,不同地區的抗逆性和抗病性種類和要求是應該有區別的,不應該由單一的品種打遍天下。” 張正斌說,“現有的標準是引導生產‘大而全’的品種,國家的想法是好的,但這樣的品種實際上非常少。”

      據受訪專家反映,現有的區域試驗實施方案和審定標準也沒有充分考慮到品種的特性,存在“一刀切”現象。“比如不同的品種適合不同的種植密度,如果以同一個密度來種植,有些品種的增產潛力就發揮不出來。”王宇說。

      據媒體報道,現在種植面積最大的玉米品種“鄭單958”,也是“勉強”通過了審定。“鄭單958”追求的是較高密度種植,如果一畝地種2800株,只能打700斤;如果達到每畝5500株,水肥跟得上,畝產是1500斤。

      在許多創新型的優良品種倒在品種審定“指揮棒”面前的同時,品種審定制度還存在審定的品種多、實際推廣種植品種少的矛盾現象。

      一位大豆育種專家向記者透露,目前審定的品種60%沒有市場,20%市場很小反而擾亂市場,15%成為搭配種植品種,不足5%成為主栽品種。在玉米種子中,這種現象更為嚴重,在某些專家和企業看來,玉米審定品種不能生產推廣的占九成之多,剩下一成能夠開發的品種,大多數推廣面積小,壽命也不長久。

      品種推廣的效果成因復雜,盡管與生產企業的能力、推廣力度和策略等因素不無關系,但據部分專家反映,審定品種與農民需求脫節是最重要的原因。

      “你都想不到農民怎么選擇種子,”張世煌說,一個品種是否能夠被推廣,還得考慮農藥、化肥和人工等全方位的成本因素。“一個好的品種要幫助農民降低生產成本才能帶來真實的經濟效益,這些在品種審定制度中基本上沒有被考慮。”

      他曾咨詢一個農民為什么愿意種植外國的玉米品種,對方說,就因為種植洋品種在用拖拉機收割時更方便,也更省油。

      實驗數據不可靠是關鍵

      實驗數據本應該是品種審定的基礎和依據,但是不少受訪專家表示,實驗數據不可靠已經成為品種審定制度最大的弊病。

      接受《中國科學報》采訪的專家中,有20.86%的受訪者表示“跑數據”現象非常普遍,57.2%的受訪者則認為“比較普遍”。

      “有的省份70%以上的數據都有造假。”育種家李磊表示。

      品種的區域試驗是從新品種中篩選優良品種的關鍵環節。根據品種審定辦法,區域試驗的試驗點應不少于5個,實際操作中,區域試驗的點往往多達十幾個,分布范圍也很廣,品種在區域試驗中表現的好與壞,反映在品種審定專家手中則是數據。也正因如此,參試單位對承試單位的“公關”才有機可乘。

      “管理部門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編號,但是有些育種者跑去試驗點一看,就能知道哪個是自己的品種,然后就托關系,找熟人。”有專家透露。

      中國農科院退休專家佟屏亞在博客上就曾表示,“品種區試靠‘跑’、品種審定靠‘送’,已是行業公開的潛規則”。

      “說實話,大家對這個事情也是深惡痛絕的,”有育種專家表示,“但是靠這個吃飯的人不得不花大力氣,如果大家都在跑,你不跑,你的品種就通不過。”

      “‘跑點’是要付出代價的,通常要事先拉關系、請吃喝,再遞上一個‘封’,托承試人員對某某組合多多‘關照’,這個組合的試驗數據就被摻水了。一位種業老板坦承,為通過區試,省區試要花去三四十萬,國家區試要花去五六十萬。”佟屏亞透露。

      “我統計過小麥主產區部分省份的數據,近十年小麥生產試驗參試品種的平均單產比各個省大面積生產的平均單產增加40%左右。”程順和說,“這個數字是很驚人的。”

      這意味著,若全國小麥的產量都有此表現,2030年全國人口到達最高峰時,如果人均需求量和小麥播種面積不變,則小麥的產量是充足的。“對這個數字,我是有些懷疑的。”程順和說。

      背后的利益博弈

      育種者之所以對“跑點”不惜重金,在于品種一旦通過審定,立即能夠身價百倍,通過國審的品種甚至能賣到上千萬元的價格。

      圍繞著品種審定,一條利益鏈已經形成。

      與許多“溫和”的業內人士相比,張世煌對待品種審定制度的態度鮮明,措辭犀利:“現在品種審定改革的阻力已經不是認識上的不一致,而是利益。”

      關于品種審定制度改革的討論由來已久。佟屏亞曾撰文稱: “據業內人士透露, 一位參與種子法起草的人大代表多次發言, 力陳品種審定制度存在的弊病, 堅持主張實行品種登記備案制度。有關部門私下派專人去說服他放棄了意見。”

      從審定流程上看,品種審定的權力高度集中,同時,品種審定又存在缺乏第三方監管的制度漏洞,出現了一些人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的現象。在種業內部,這已經是行業“公開的秘密”。

      “為什么試驗設計、實施方法、數據處理和統計標準上的問題很難修改?這都是因為牽一發而動全身,說白了,改了標準和方法,好多跟自己利益息息相關的品種就可能過不了審定關。但因此釋放出創新型品種,就沒人關心了。”張世煌說。

      從1978年發文建立農作物品種審定委員會到最新修訂頒布的《主要農作物品種審定辦法》,相關的制度對品種審定委員會的專家構成作出了規定。但在業內人士看來,專家入選的標準并不透明。

      “有些專家根本不是搞育種的,也是品種審定委員會的成員,”王宇透露,“還有的人雖然是搞育種的,但不是‘專’家。”

      為了改變這一現狀,不少業內人士早就建言建立專家庫,并實行“誰審定、誰推廣、誰負責”的機制,但從近幾次審定辦法的修改來看,并沒有要嘗試建立相關制度的跡象。

      “其實要改也能改,”李磊表示,“就看組織者有沒有這個決心了,有些人擔心改革以后自己的權力會被削弱。”

      (應受訪者要求,王宇、李磊為化名)

      《中國科學報》 (2014-09-24 第5版 農業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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